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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勢下支付監管科技發展及應用

      添加時間:2022-10-02 15:27

        2019年天貓雙十一以1小時3分59秒的速度突破1000億交易額,比2018年加快了43分25秒,比2017年縮短了近8小時,彼時支付寶承載網絡支付最高峰值約每秒6100萬次。隨著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我國支付體系業務量持續穩步增長,社會交易資金規模不斷擴大,據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11日當天,網聯、銀聯共處理網絡支付業務17.79億筆、金額14820.70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5.49%、162.60%。

        支付業務量快速增長的同時,各類支付方式、支付市場參與主體、支付技術手段也日趨多元化,這些因素都為支付業務風險監管帶來諸多困難和挑戰。

        一、金融科技發展為支付監管帶來的挑戰

        (一)金融科技概念的來源

        金融科技(FinTech)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美國,西方學者認為金融與技術的融合發展經歷了3個階段,其中,金融科技1.0(1866-1967年)以跨大西洋電報電纜鋪設成功為標志,依托通信基礎設施建立的金融電傳網絡促成金融全球化發展。

        金融科技2.0(1968-2008年)以英國成立計算機交互管理局為開端,通過以電子支付系統為代表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等金融機構的陸續成立,以國際清算銀行(BIS)設立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為代表的各類國際協議的制定以及以計算機、互聯網為代表的科技的發展驅動金融日趨數字化。

        金融科技3.0(2009至今)借助智能手機及APP技術的廣泛應用促使移動支付、P2P、眾籌等金融科技公司憑借便利、高效、成本低的優勢向機構、企業和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地位遭到挑戰。具體西方金融科技概念的演化見表1。

      表1 西方金融科技概念的演化

      西方金融科技概念的演化

        我國金融市場化改革激發了金融服務行業的整體活力,特別是線上金融平臺的快速發展引起了業內人士、專家學者、監管機構和消費者的高度關注,“互聯網金融”一詞被用作解釋這種新型業務模式。

        但是,2015年末以“e租寶”為代表的一系列互聯網金融領域內集資詐騙案件的集中爆發使監管部門大力整治“互聯網金融風險”,“互聯網金融”的概念逐漸被網絡“污名化”。自2016年起,誕生于美國的金融科技(FinTech)一詞逐步被我國廣泛接受(圖1)。

      金融科技在百度上的搜索頻率

      圖1 金融科技在百度上的搜索頻率

        (二)金融科技發展給支付監管帶來的挑戰

        從金融科技領域的監管來看,我國支付業務監管是非常有效的,特別是在第三方支付機構監管工作上:從“96費改”到條碼支付業務規范,再到備付金的集中存管;從無證經營支付業務整治到規范支付業務創新,再到近期公開征求意見的規范代收業務,監管部門與支付機構經過十多年博弈、改進、技術進步,形成許多成功監管范例。

        然而,隨著支付行業競爭加快進入薄利時代,一方面傳統支付機構要面臨洗牌、有序退出市場,新的支付創新公司又在變相涌入、無序收集用戶數據。另一方面支付基礎設施日益陳舊,支付系統、賬戶平臺、支付工具不斷受到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的沖擊。

        在此背景下,如何配套百姓對快速發展的金融科技多元化需求,如何滿足普惠金融的目標,如何實現央行《金融科技發展規劃(2019-2021年)》建立金融科技監管基本規則體系的要求,如何保障支付監管在金融科技監管領域的領先地位,對支付監管部門提出了新的挑戰。

        1. 支付風險類型發生演變。

        以移動支付為代表的金融科技發展導致支付產業的風險形式復雜多變,加上互聯網的匿名性,使支付風險呈現隱蔽性強、蔓延快、外溢效應明顯等特點。支付風險類型向詐騙、資金盤、地下錢莊、傳銷外匯交易演變,欺詐、虛假交易、支付陷阱、信息泄露等問題也在不斷發生。

        2. 支付風險識別和及時預警難度加大。

        在互聯網傳輸速度空前的情況下,支付交易相關信息的量級也呈現出爆炸式的增長,而諸如洗錢等各類違規行為的隱藏數據、虛假宣傳信息等給數據分析處理以及風險識別和預警帶來了巨大的挑戰。

        3. 支付網絡安全問題更加嚴峻。

        支付欺詐手段日益技術化、集團化,支付賬戶從傳統金融專用網絡向透明開放的互聯網絡遷移,客戶數據、支付信息變得更易受到攻擊和竊取,支付領域一旦出現網絡安全事件,無論對個人還是機構,威脅將難以估量。

        此外,隨著金融機構技術防范能力的增強,不法分子的技術攻擊正在從原來的大批量攻擊變成單點精細化的滲透攻擊,從攻擊機構轉為攻擊個人,一旦獲取個人所有信息,可能會造成單點、大額、惡性案件發生。

        4. 支付風險對金融市場甚至是實體經濟的影響不斷加劇。

        西方學者認為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從“小到漠不關心”、“大到不能忽略”、“大而不能倒”階段性的向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演變。第三方支付機構的外部性風險、對貨幣政策影響、潛在金融創新要求和混業經營發展等因素與金融市場乃至實體經濟的關聯性日益增強。

        二、利用監管科技應對金融科技,探索支付風險監管新框架

        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正在改變著以往復雜、分散的監管制度,仍然過度依賴從前冗長的監管規定只會導致被監管機構和監管部門付出巨大的合規監管成本。為規范金融科技創新,支付監管部門需要在數據報告、匯總和分析方面提高力度、精度和頻率,這就需要充分利用監管科技(RegTech),搭建新的支付監管框架,探索新的支付監管策略。

        (一)將監管科技納入支付監管重要工具

        國際上把監管科技定義為金融科技的一個分支,是科技與金融監管全方位融合的產物。但筆者認為:監管科技具備自身的獨立性,其并非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子類別。例如:利用監管科技可以在重污染天氣下監測企業廢氣排放情況、利用數據圖像技術可以進行火災早期預警等。這都說明科技不僅改變了監管,也改變了監管行業本身。

        此外,金融科技最初是由科創企業利用傳統金融機構的“劣勢”或者說是“痛點”而推動的,相反,監管科技的出現源于合規監管成本的增加,是自上而下的需求。這也客觀表明,支付監管部門同樣存在人力成本、預算資金等監管成本的不足,特別是在研發和實施新技術方面尤為明顯。

        然而,移動支付技術的發展使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機構的支付系統在短時間內能產生大量數據,第三方支付機構依托這種“支付大數據”構建了跨行業的關聯性業務及衍生數據產品等創新體系。這些日益增長的支付數據流使監管部門意識到:必須及時處理這類大量簡單的數據和報告才能確保支付市場穩定和完整。

        因此,支付監管部門有必要利用監管科技手段,開發新的監管系統來監測和分析支付數據集。

        (二)通過大數據技術建立支付監管科技基礎

        以銀行賬戶和特約商戶的盡職調查為例:金融科技發展促使金融機構通過了解客戶(KYC)所提供的資料以及后續的行為監測來作出的可疑交易報告在數量上呈明顯上升趨勢,將來如果需要構建支付機構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相關報告的復雜程度也將隨著指標的不斷納入而增長。

        這些都給監管部門的監測和分析技術帶來相當大的挑戰,建立以大數據技術為基礎的監管科技合規報告標準,可以高效的對報告進行匹配和分析,以達到預期監管目標,實現政策需要。

        (三)以金融網絡安全作為支付監管科技屏障

        隨著數字貨幣被不斷地研究,可以預見,未來金融科技必將導致支付行業的數字化轉型,一旦支付行業繼續發展成為一個基于集中數字化的數據密集型行業,支付市場上攻擊、盜竊、欺詐等網絡犯罪活動將越發猖獗,網絡安全問題將會成為支付發展的關鍵性問題,甚至上升為經濟金融穩定和國家戰略安全問題。

        盡管政府和企業投入大量資金推動了安全金庫和支付系統的發展,但未來充足的數據流需要面臨的不僅是資金安全性保障,個人信息、個人行為等支付數據泄露對消費者權益的損害將會更加嚴重。

        (四)用宏觀審慎政策構建支付監管科技手段

        2008年金融危機前,西方監管機構普遍認為:如果每家銀行的財務狀況都是安全穩健的,那么整個金融體系也將會是穩定的,因此絕大多數國家將金融穩定和審慎監管重點放在單個金融機構。金融危機使人們發現這種微觀審慎監管框架的不足,金融行業內部、與其他關聯性行業之間密切相關,關聯性行業的危機也會導致金融危機的出現。

        各國開始利用宏觀審慎政策關注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整體分析金融機構的關聯性并進行逆周期管理。宏觀審慎政策是金融機構通過向監管部門報告大量數據,監管部門以確定的模式對這些數據進行定量分析,以尋找相互聯系和影響的過程。

        隨著未來支付領域、支付機構與金融行業和實體經濟的關聯性密切增強,構建支付監管科技有必要探索支付監管的宏觀審慎政策,通過將清算和結算支付系統等支付基礎設施供應商以及其他系統重要性支付機構的指標和報告納入支付監管的宏觀審慎評估體系,針對評分不達標的機構采取限制支付業務量、設置移動支付市場份額上限、增加超額備付金等手段取代以往的約談、警告、處罰,改善支付機構評級體系,完善支付監管科技手段。

      支付監管科技

        三、支付監管科技的應用與建議

        金融科技發展對支付監管提出新的要求,運用監管科技能夠解決目前支付監管領域存在的人員和資金的不足,有效應對支付監管挑戰,促進金融科技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金融逐漸從貨幣數字化轉向數據貨幣化,如何將監管科技充分應用于支付監管領域,讓監管從流程的數字化向構建數字時代監管框架轉變,可以借鑒我國央行、國際清算銀行(BIS)、SWIFT等一些國際機構以及英國、印度等國的一些實際做法。

        (一)由了解客戶轉變為了解數據(KYD)

        英國金融監管機構創造了監管沙盒,但就目前來看,申請進入監管沙盒的測試名額有限,遠無法滿足金融科技公司需求。這也從側面表明支付監管科技的發展難點不在于技術層面,關鍵在于支付監管部門處理通過科技產生大量數據的能力。因此,支持支付監管科技發展首先需要協調監管部門和金融市場共同打造以數據驅動為基礎的監管合規模型:

        1. 探索支付監管政策建模。

        例如:可以使用個體為本模型(agent-based model,ABM),用數據來模擬頒布新政策前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現行法規的實際效果,包括人與人之間、市場主體之間以及監管機構之間預期存在的多元化沖突。

        2. 制定統一的數據報告標準。

        制定跨部門、跨行業通用的合規接口和報告標準用來應對支付數據缺口,以便于機構提供更完善的數據來支持支付監管的宏觀審慎分析。

        3. 研發支付風險評估模型。

        加大與教學機構、科研機構之間的合作,鼓勵科研界、學術界研發一系列以數據為基礎的支付風險評估模型和工具,建立支付監管的系統性風險工具體系。

        4. 建立統一合規的支付工具。

        印度在這方面走在了前列,其統一支付接口(UPI)是一種嵌入在手機銀行、支付軟件或其他科技公司應用程序內的基礎工具,UPI擁有在銀行間、數字錢包間的互操作性,還被廣泛應用于優步打車、亞馬遜電商甚至是P2P小貸公司、大型蔬菜供應商自身研發的APP軟件。

        不但能實現各行業的交易數據統計和收集,而且其傳輸的虛擬支付地址VPA可有效加密資金金額,脫敏用戶信息,防止金融科技公司APP無序收集個人數據。

        5. 加強監管機構間的協調、合作、信息共享。

        支付機構面臨著金融、科技、市場、電信等不同部門的監管需求,各部門之間如果能統一數據采集標準、共享調查數據,建立統一的“黑名單”懲戒機制、完善征信體系、探索銀行賬戶制裁機制,對支付監管將更加有效。例如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牽頭啟動的“江蘇政銀易企通”系統正在向信息共享方面實踐。

        6. 進一步與金融科技公司交流合作。

        與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在信息、技術、人員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有利于支付監管部門了解到數據收集側重點,“過濾”無用數據,進而在收集支付數據(如位置數據、交易數據)過程中找到新方法,提升監管效能。

        (二)運用監管沙盒來測試支付創新產品

        監管沙盒首先被英國金融監管機構FCA提出,就好比是一個醫學方案的臨床試驗,監管部門在沙盒內創建虛擬的隔離測試環境,測試品擁有在沙盒內遇到“危機”時不需要遵守常規監管規定等特權,直至試驗品無法對消費者造成傷害為止。

        目前,我國央行已將北京市納入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探索中國版“監管沙盒”,持牌企業可在試點地區測試支付創新產品,具有降低各項成本、縮短上市時間、提供更好的融資渠道、了解政策法規、降低支付風險、培育更多創新型支付產品等多種優勢。支付監管部門也可考慮在試點地區與企業合作,測試一些支付監管科技手段,讓試點地區同樣成為監管科技的有效“臨床”試驗區。

        1. 開源支付安全監管平臺。

        開放源代碼軟件是國際普遍的支持創新工具,可以嘗試在監管沙盒內啟動一個支付監管部門許可的“開源支付安全監管平臺”,平臺系統擁有企業自動注冊、支付數據報告自動提取報送、企業間部分數據共享、支付創新開放式協作等功能,有助于新成立企業加快注冊和報告速度、教學和科研機構參考數據集研發風險模型工具、支付監管部門制定技術政策等,依靠多方共同努力改善監管。

        2. 支付風險預測預警系統。

        探索在監管沙盒內建立一個小規模的支付風險預測預警系統。比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對收集的大數據進行數據降維,剔除噪聲和一些不重要的特征,在降低數據損失的前提下減少分析指標,有效提供系統數據來源。

        3. 公益性的數據機構。

        支持監管沙箱內金融創新企業共同組建一個公益性的金融組織,討論研究支付監管技術等問題。在監管部門監督下搭建一個公益性的數據平臺,企業、政府可以將愿意公布的數據集在平臺內開放,同時允許其他地方的機構或個人提供匿名數據、充實數據庫,以便于支持大學等機構使用真實的數據進行科研和學術研究。

        數據平臺內數據可以根據重要程度和機密程度,按照監管、商業、科研、學術、公共等級別分類開放。

        (三)研究中國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規劃

        支付監管歸根結底還是金融監管,“金融穩則經濟穩”,在金融監管道路上離不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金融基礎設施也是打造監管科技的前提。SWIFT等國際金融機構正在研究區塊鏈在結算和清算系統以及跨境支付系統方面的運用,以布局金融科技,改善市場運作,降低支付成本。

        日本的機構也正在和美國合作研發每秒能處理超過100萬次交易的“超規模”區塊鏈支付網絡。印度更是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擺在了國家戰略高度,提出了“印度堆棧(India Stack)”計劃,該計劃是由一群印度IT企業家發起,得到印度政府和印度央行(RBI)支持的宏觀項目,分為四個主要層面:

        1. 國家生物識別系統和數字身份證(Aad-haar)項目。

        身份證是大多數金融部門的準入基礎,也是監管部門所需的重要信息。2010年以來,印度通過采集指紋和虹膜的方式已向超過10億人發放了此類數字身份證。

        2. 銀行社保賬戶普及項目。

        印度將此項目作為提供養老金、健康福利支出和其他轉移支付等國民服務的主要手段。截止目前,共開立2億多個銀行社保賬戶,極大地方便了金融數據統計收集工作。

        3. 建立印度統一支付接口,即UPI。

        使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印度央行支持的通用支付接口進行支付,且支付信息保密、不同支付平臺賬戶可以“互相操作”資金,將支付數據納入監管制度的籠子。

        4. 賬戶聚合平臺(Account Aggregator)等一系列的電子化了解客戶(e KYC)計劃。

        賬戶聚合平臺可實現個人在系統內對自身詳細信息進行維護,再向金融機構和其他服務商提供這些信息,以滿足了解客戶等監管的信息提供要求。個人可以選擇這類信息的公開程度、公開時間、授權或關閉公開內容等方式,有效降低金融機構采集成本、避免重復采集過程。

        此外,eKYC項目還包括個人數字儲物柜(Digital locker)計劃,個人申請開通與數字身份證或賬戶聚合平臺綁定的“數字儲物柜”,接入“數字儲物柜”的政府機構,可將文件及證書(例如駕駛執照)的電子副本直接存入公民的數字儲物柜,實現公共服務的非現場化、無紙化。

        新中國成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現代基礎設施建設領跑世界,以高鐵、高速公路為代表的交通網絡日益完善,以郵電通信、電信設施為代表的信息化網絡后來居上。當下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現代信息技術方興未艾,5G技術正在崛起。

        筆者認為有必要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統籌制定和實施規劃,改變以往金融機構各自建設、各自收集的狀況,形成由國家規劃、金穩委牽頭、央行主抓、多部門共建、全社會共享的良好態勢。

        金融基礎設施在整體運營過程中應交由非盈利性單位進行運維和數據存儲,保障信息安全性與獨立性,引入或建立金融公益性組織,吸納不同層次的人才和服務,開展跨行業、跨區域、跨平臺建設,減少重復建造和資源浪費,提升整體監管科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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